BWIN体育骑车60年(图)1953年,我父亲在绥远省卫生局工作，我们就住在卫生局大院里。绥远省卫生局位于现在的海亮广场后面。一天，我看到卫生局的通讯员骑着一辆公用自行车从外面回来，机关里的人都叫他小朱，我平时称呼他朱大哥。见到他后，我求他：“朱大哥这些日子我每天没事，你能不能教我骑骑自行车？”因为平时我们关系很好，他听了便爽快地答应了，说：“星期日咱们去体育场，那里地方大保证你一天就学会了。”我听了很高兴，连连向他道谢。

　　朱大哥先让我遛遛车子，即握住车把后，一脚踏在脚蹬子上，另一只脚用力蹬地，然后向前运行，这是学自行车的起步阶段。开始我只能蹬一下走一步，但极不稳当，时而倒向左，时而倒向右，幸亏朱大哥在后面紧紧抓住后座，我才不至于摔倒。他不时地对我指点、纠正。渐渐地，我悟出点儿门道，能够蹬较长的距离了。

　　眼看到了中午，他说：“咱们回去吃饭下午再来。”听了这话，我感激得不知说啥是好。下午，还是朱大哥在后面扶着车子，我仍按上午的方法骑。渐渐地，我觉得车把好像“听话”了，蹬起车子也嗖嗖地向前走。见此情景，朱大哥说：“我撒手了，你往前骑吧。”这样，我骑了大约有几百米，在一个拐弯处摔倒了。朱大哥赶忙跑过来将我扶起，尽管我的手腿都碰破了，但兴致不减，顾不得疼痛坚持骑了起来。之后又摔了几次，我还是爬起来继续骑。接着，朱大哥又教我上车和下车的要领，至黄昏时我基本能够独立骑自行车了。

　　20世纪50年代初，归绥市（现呼和浩特市）自行车比较少，大概只比汽车多一些。朱大哥骑的是公车，单位也仅有几辆而已。那时人们囊中羞涩，多数人买不起自行车。我上中学时全校2000多人，有自行车的人是数得过来的BWIN必赢官网，有车的老师也寥寥无几。记得那时旧城大北街百货公司出售的进口自行车有匈牙利、波兰、东德、捷克等国家的产品，每辆大约在150元（当时旧币是150万元）左右，购买者经单位出具证明可分期付款，即使有如此优惠政策，却问津者极少。

　　那时，能买上自行车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只是一种奢望，连想都不敢想。初中时，我们班有个同学是子弟，他有一辆自行车，有时他就骑到学校来，同学们争相骑着玩，为的是过一把骑车瘾，这个同学很大方，同学们摔了车他也不怪怨。

　　大约是1954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，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到新城东门外打田鼠，除了这个同学外，我们都是徒步而去，玩到10点多钟时大家感到饿了，便凑钱由我骑着车子去买焙子（那时焙子是5分钱一个）。我兴奋地骑车而去，在关帝庙街东口处撞倒了一位老人，由于车速慢，老人只是手在触地时擦破了皮，即使这样，我也吓得够呛急忙下车扶起老人，他只是说“没事没事”，也有好心人围上来帮我查看老人的伤情，看看无大碍只是说：“你这个娃娃，以后骑车注意点！”惊吓中，我只能无言地接受善意的批评。巧的是，路边有一个小诊疗所，经大夫处理后，老人便走了，我才惶惶不安地去买焙子。

　　有了这次教训，我以后骑车就格外小心了。这是我骑自行车第一次撞人，也是唯一 一次撞人，倒是我被别人撞过几次。

　　1964年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内蒙古粮食学校当老师，当时吃住工作都在一个院子里，除了上课、开会、学习外，其他事情并不多。一般用不着骑自行车，我还是想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，出门办事方便一些，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并没有解决，有急事也只能硬着头皮借别人的自行车。

　　那时我们学校在通往托县的公路旁有一个农副业生产基地，需要教职工经常去那里劳动。基地离学校约有步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教职工多数没有自行车，学校亦无其他交通工具，我们多数都是步行往返，确实很累，但在那个不断要求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年代，人们是无话可说的。

　　“”期间我成家了，日常生活内容变得复杂起来，除了工作，要为柴米油盐奔波了，那时买米买面令人心烦，虽然购粮本上的粮食总量不多，却品种繁杂：有少量的油、白面，多数为玉米面、小米等粗粮，手提肩扛实在麻烦。

　　大约在1968年冬天，单位一位老同志以15元的价格卖给我一辆旧自行车，经过整修能骑了。有的同志开玩笑说：“老张也是有车的人了。”这是一辆外国生产的自行车，骑起来十分轻快，只是不能载重物，还经常“抛锚”。为了不影响使用，我买了简单的修车工具，学会了补车胎，一般情况下自行车还能正常运行。

　　我爱人因为工作单位距我们的住地较远，那时公交车很不方便，一时半会等不上，没办法只能买自行车了。当时对自行车有这样的评价，叫做“飞鸽快，永久耐，凤凰车子不能带”意思是说飞鸽牌自行车轻快，永久牌自行车结实，凤凰牌自行车略差一些—不能带人。飞鸽牌自行车是人们的首选，但很难买到。后来，我们只好买了一辆双喜牌大链盒自行车，样式还可以，只是骑起来不够轻快。

　　1976年7月下旬，经过不断努力，我终于搞到一张购买飞鸽牌自行车的车票，价钱在170元左右，当时对我们来说算是一笔巨款了，买上车后别提有多高兴了，我那辆旧车也因此而退役，双喜牌自行车归我享用了，飞鸽牌自行车成了我爱人的“座驾”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，买自行车不再是难事，为了方便和安全，我爱人的28型飞鸽牌自行车换成了26型的飞鸽牌自行车。

　　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为了两个孩子上学方便，又为他们先后买了自行车。后来，我把“双喜”自行车送给了一位工人师傅，我骑上了旧“飞鸽”车。

　　一次是在呼和浩特市第十八中学西墙外人民路的冰上摔了跤，车子的“鸡大腿”都摔歪了，摔得我很疼。

　　一次是在内蒙古党校旧址附近摔了一大跤，那是在雪后，在一块黑冰上，我为了躲人捏了闸，摔了一大跤，我在地上坐了好一阵子才缓过劲来，一位热心的年轻人见状把我扶起来，要送我去医院，好在我身体没有问题，过了一会儿便没事了。

　　孩子们知道我摔跤的事情后，说啥也不让我骑大自行车了，大儿子和儿媳专门为我买了24型小车子，这小车子确实很安全，情况紧急时我脚一落地就站住了，不过弃用那辆旧自行车我实在有点舍不得，它毕竟陪伴我30余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