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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回答1977我的高考往事
请回答1977我的高考往事我要复习,但生产队不同意。他们已把我算作一个劳力了。母亲去跟队长说好话,让她一晌不落地参加生产劳动,换取我去复习的机会,队长才勉强同意了。
昨夜,我又梦到高考了,那场景很清晰很清晰。依旧是有许多题不会做,看看数学题没做完,物理又不会。翻开哪本书,都有大半本没复习到,心里很着急。一急,我就醒来了,醒来后还心有余悸,摇摇头,确认是睡在自家的床上,这才长吁一口气。心想,这一辈子都不用高考了,一下子就轻松了。
每次的梦,地点不同,情景不同,但梦中暗示的忧愁、焦虑却是一样的。许多朋友告诉我,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梦,包括一些考上大学的女生。
1977 年 7 月,我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干活。一个妇女全劳力每天能挣 8 分,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每天能挣5分。白天下地挣工分,晚上学打毛衣,生活过得平静而快乐。10 月份,我在苇园地拽豆子、在前河畔掰玉米、在老坟边摘棉花、在后村崖上夹柿子。这一个月我一共挣了120分。豆子、棉花、玉米、柿子是论斤称,我是快手,干这些活我不吃亏。
10 月下旬的一天,父亲下工回家对我说,他今天碰见城里一个老亲戚,到后岭上七里坡给他女儿借书。亲戚说国家恢复高考了,想让女儿复习考大学。他听说七里坡的董子安以前上过高中,后来搬到乡下了,课本可能还保存着,就跑 20 多里山路去借。
老余是洛阳人,早先下放到我们大队教书,后来又升到公社高中,他和我父亲关系很好。老余说,这次不论成分了,只要达到高中文化程度,都可以参加。他鼓励我也参加考试,还给我找了一份以前的高考卷子。平地一声春雷,我心里泛起阵阵涟漪。
从小学到高中,没有人对我说过考大学的事BWIN必赢登录入口。有时学习用功了,其他同学还讽刺说:“学那有啥用?你还想考大学吗?”现在,真的时兴考大学了,这不是做梦么?
父亲替我选择了理科。他说,学文科危险,过去历次运动,很多写文章的人都被了,还是学理科保险。当时流行一句话,说是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
首先是没有课本。我上的两年高中后来叫“戴帽高中”,物理课学的是《工业基础知识》,生物和化学课学的是《农业基础知识》,数学课学的是“优选法”,上课就是去丈量操场,去猪场称猪,或者勤工俭学,上山背木头,下河挖鱼池子。语文课上唯一能让我记得的,是北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《理想之歌》:“红日、白雪、蓝天……乘东风,飞来报春的群雁。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,飞翔到宝塔山头,落脚在延河两岸。”
我到城里找来表姐的课本,物理的,还有数学的。表姐是 1972 年毕业的高中生,并且她上的是县一高,正儿八经的学校。表姐不愿意参加高考,她不相信“不论成分”,还笑话我是“异想天开”。
匀速直线运动,加速度,作用力和反作用力,质量和重量,牛顿定律,万有引力,电与磁。我在小本子上字迹恭正地抄写着一个个公式、一条条定理。数学里的因式分解、等差数列、等比数列、三角函数、对数,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
离高考还剩 10 多天时,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邻县复习。三舅在邻县一所高中教数学。距离174里路程,有很多上坡下坡。那时汽车很少,一天只有一趟班车,车票很难买。因此,父亲就决定骑自行车带我去,遇到下坡路父亲带我,遇到上坡路我下来帮忙推车。早上天蒙蒙亮时上路,下午 4 点我们才到。
在三舅那里待了 10 天,他们上课,我去听,但我听不懂,下课问老师,也没法问。若是某些方面不会,或某个题不会,可以问。全部都不会,怎么问?这次复习,我好像只弄懂了电流是安培,电阻是欧姆。
12 月的一天,我坐在县一高某个教室的考场上,茫然无措地做题。前面第一排坐着我们学校的物理教师孙保, 他那时 30 岁。他似乎做得很轻松,不长时间就搞定了。前后左右离他近的几个同学都蠢蠢欲动,有几个还真抄上了。但我离得很远,根本不可能抄上。浑然中,时间就到了。
记得语文卷子上有一题是:“给下面一句话注音: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。”下来后我查了字典,心里很懊恼,声调错了几个。作文题是“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”,之前我也看了一些报纸,报纸上说全国各地争相把本地最好的物资运到北京,献给毛主席纪念堂,还有女工怎样织最好的毛主席绣像的新闻。但写作文时我怎么就没有用上呢?
那一年,物理老师孙保考上了河南师范大学,全县一共有 5 个人考上本科,他是其中一位。那两位抄上的同学也分别考上了大专和中专,剩下的全是陪衬。我们大队只有父亲在教育局工作的何粉考上了洛阳医专。她知道消息早,复习也早。那一年,我们班 50 多名同学有 10多人参加高考,没有一个考上。全县考上大学(包括大专、中专)的人,被写在一张红纸上,贴在县委门口。4.7%,是那一年的全国录取率。
第一次没有考上,在我意料之中。进进场,试一试,感受一下。随后我开始正儿八经地复习。新年过后,我又回到原学校复习。县里最好的高中是县一高,但我没有在县一高上过学,也没有熟人介绍,只好在母校复习。学校的老师,原来都是教初中的,后来升到公社高中了。比如余老师原来在本村教初中语文,胡老师原来是教我初中英语的。他们现在都是我的高中老师。
我要复习,但生产队不同意。他们已把我算作一个劳力了。母亲去跟队长说好话,让她一晌不落地参加生产劳动,换取我去复习的机会,队长才勉强同意了。
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。有的同学在学校附近的村里找房子。我们几个没有住校的,早上从家里步行到学校,自带干粮,比如玉米面馍馍,中午在学校接点开水,凑合一顿,晚上回家吃饭。15 里路,晃晃悠悠在路上就耗去不少时间。
随后,余老师给我们几个找了一间寑室。寑室里跳蚤凶猛,好像几年没吸过人血的样子。进寑室前,我们把裤腿挽得老高,但跳蚤“嘭嘭嘭”几下就跳到大腿根了。
半年后的 1978 年 7 月,我又坐到了县一高的考场上。语文、感觉考得还可以,数学也还做了不少题,但物理一上来就把我唬住了,个个都似曾相识,个个都条理不清。后来据余老师说,我这次考了 240 分,距中专分数线 分。
回到村里,支书的女儿指桑骂槐地笑话我。在地里摘棉花时,她嘴一撇,眼一挤,高声说道:“哼,我敢说咱村就没有人能考上大学,老坟上就没有那苗蒿!”她说的“咱村”,这时只有我一个人参加高考,经过第一次的冲刷,村里几个高中生都偃旗息鼓了。我忍受着村人的讥笑,一边参加劳动,一边心里暗暗不服气。
父母没有埋怨我。父亲鼓励我说:“从头开始,你年龄还小哩。不要听她们胡说。她恁能,咋连考场都不敢进呢?”
随后,我被录到县一高复习。在县一高复习的人太多,学校就在操场上给学生上大课,闹嚷嚷,乱哄哄,黑板上写的字也看不清,老师讲的也听不清。更重要的是,我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,感觉理亏。在这里上过学的人都很优越,他们可以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充满气势地去找“张老师”“”,问难题,受点拨,得到一些内幕消息。
我的理科基础不行,上课时老师都是讲重点,别人一听就会了,而我才刚刚入门。正想继续钻研,却下课了。另一节课,又换成其他内容了。我总是赶不上。老师讲完后,会把大量时间留给我们做习题。别人做题,像羊吃草一样,头低下,“哧哧哧”一路往前攻,我却很慢,总是被拦路虎挡住,问同桌,问老师,这一道题解决了,下一个又不会了。我的心很痛苦。
在复习的日子里,我最大的收获是背诵了大量的古文,如《劝学篇》《师说》《游褒禅山记》《送东阳马生序》《六国论》等,以前课本上没有,现在学到了,感觉很新鲜,很有趣。同时,我还阅读了大量的现代散文名篇。
女生寑室是大铺,一溜睡着 20 多个人。晚上乱哄哄的,夜里 12点大家还睡不了觉。你要关灯,她要撒尿,谁也不听谁的。我躲在被窝里,读刚刚买来的复习资料里的好文章。《小米的回忆》《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》《挥手之间》《白杨礼赞》《歌声》。那一年,报刊杂志上忽然发表了许多优美的散文,我如痴如醉地读着,感觉新鲜、清爽。
有几个白天,我也不进教室,躲在寑室里读语文。但老师说,语文是“橡皮课”,学得再好也拿不了多少分,考试还得靠数理化。我也明白这个道理,但没办法。我就一边心里不安着,一边逃避着。
火麦连天的日子里,哥哥到学校里为我和妹妹送馍送面。望着哥哥憔悴的脸,我心里一阵难过。我问:“家里怎么样?”哥哥含含糊糊地说:“家里都好,你别萦记,好好复习。”谁知这时候,母亲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她得了肾盂肾炎,很严重。80 万单位的青霉素一连注射了 40 多天,她的臀部、手臂、脚上到处都是针眼,臀部隆起几块又青又硬的疙瘩。以后,每到夏天,我都提心吊胆,生怕母亲的病再犯了。呋喃呾啶、复方新诺明,成了我们家常备的药。
原来,为了让我复习考大学,母亲带病参加劳动。别人干几天,还可以休息一下,而母亲却不能。割麦,摊场,打粪,锄地,她要一个人顶两个人。由于累积的劳累,母亲终于病倒了。
我在心里自责,都是因为我,母亲才累病了。我不想复习了,我要回家劳动,替母亲分担家务。但父亲和哥哥都劝我,家里有他们撑着,让我集中精力复习。哥哥说:“咱妈是为了你考学才这样的,你要是半途而废,妈受的打击才大呢。”哥哥还说,每次去学校给我和妹妹送面,他心里都很自豪。他想,自己虽然没有机会上学,但他有两个妹妹都在县里这所最高学府学习呢,他感到自豪。
他相信我们都能考上大学。哥哥的话让我欣慰,同时也让我的心理负担更重了。我要是再考不上怎么办?村里人该怎样笑话我挖苦我?我怎么对得起父母?我整天就想着这些问题,闷闷不乐,与此同时又憎恨自己自制力差,心理素质不好。
每天晚上,班上一个成绩好的乡下同学,都要买一个麦面馍,奖励自己。看着他拿着那个长长的、四两一个的麦面馍,我心里很馋。但我不能去买一个吃,因为我的成绩不好,我没脸吃麦面馍,我觉得自己不配吃那种好馍。这期间我曾想改考文科。比我高一届的两个女生,最早选择英语,她们都考上走了。
我选择理科,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。我找来了全套的文科课本,一看头又有点大。古代历史、世界历史、中国地理、世界地理,短时间里也不是容易攻下来的。我只好硬着头皮,将错就错,继续考理科。
我的前排坐着城里学生李军,他的理科成绩班里第一。老师教的内容似乎不够他学,课后,物理老师还给他开小灶。他拿着厚厚的习题集,做了一本又一本。小个子陶陶是县一高物理老师陶敏的儿子,他和李军坐一桌。下了课,其他人还在埋头做题,但陶陶和李军两个人却在说玩笑话。他们俩你到我头上摸一下,我在你上贴个纸条。
学习对于他们来说,似乎很轻松。我一边听着他俩的玩笑话,一边在心里羡慕。我的同桌小琴文科不好,她拿笔的手是斜着的,字写得像蝌蚪。但她数学好,整天低着头,一道题一道题地做。我是个用功的好学生。教室熄灯铃响了,我和几个同学还在点着蜡学习;下课铃响了,我还坐在教室里不出去;临高考科目应试的前几分钟,我还抱着书本在看。
临近高考,我的思想压力陡增。为了我和妹妹上学,家里人省吃俭用,把仅有的一点麦面全送到学校。哥哥一星期来给我和妹妹送一次馍,让我们增加营养。但他每来一次学校,我的心就难过一次。我曾经暗暗发誓,我若是考上大学了,一定要把父母接出农村,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;我若是考上大学了,一定要帮助哥哥。但现在我考不上,怎么办?
那年,李军考上西安交大,成为轰动全县的佳话。陶陶也在第二年考上一所重点大学。我的同桌小琴考上一所省气象学校。班里还有几个和我同等水平的女生,通过各种渠道,或上了本县的师训班,或上了函授,最后接父母的班,可谓“榜上无名,脚下有路”。
妹妹是应届生,我在复习班。我自己成绩不好,就希望妹妹能行。如果妹妹考上了大学,我的压力也会小一些。但临近高考了,妹妹却得了猩红热。
一开始,妹妹说她发烧、头痛,她要回家。我很生气,觉得自己不争气,妹妹也不争气。我认为她娇生惯养,受不了症,不想学习了,才寻个理由回家。我把她凶了一顿,她哭着走了。
我的名字最终没有出现在县委门口那张红纸上。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小腹发热,双腿发软,像遭了雷击一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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