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自行车史比奔驰、宝马夸张多了堪称中国最火爆的交通史从第一台自行车被引入中国，到现今各“共享单车”在市面上争奇斗艳，我国已俨然成为世界上的自行车大国。

　　就历史而言，“自行车”这个说法颇为“时髦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“脚踏车”。第一个使用“自行车”这种叫法的，便是清末人张德彝。

　　张德彝，满族裔，镶黄旗人士。张德彝这一生先后八次来到外国，在外国生活了二十七年。每次来到海外，他都要写下详细的日记，记录当地的风土民情及见闻。

　　同治年间，张德彝受朝廷调遣，来到欧洲考察国情。返回清国后，他将一路上的经历写成《欧美环游记》，并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在英国大街上看到自行车的场面：

　　“前后各一轮，一大一小，大者二寸，小者寸半，上坐一人，弦上轮转，足动首摇，其手自按机轴，而前推后曳，左右顾视，甚趣。”

　　对于一个从来没有看过自行车的人来说，见到这样的交通工具无疑倍感新鲜。不过，后来张德彝来到法国巴黎再次见到自行车时，反应就没有那么“少见多怪”了：

　　“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，西名曰‘威娄希兆达’，造以钢铁，前后轮小，上横一梁。大轮上放横舵，轴藏关键，人坐梁上，两手扶舵，足踏轴端，机动驰行，疾于奔马。梁尾有放小箱以盛行李者也。出租此车，每一点钟用法方若干，另有铁房，为演习乘车之所。”

　　这次，张德彝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自行车的特征和原理，甚至，连驾驶方式也略有提及。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时的自行车已经成为法国首都较为流行的交通工具，还出现了一些用以租赁自行车的行业。

　　根据文献记载，同治七年，上海地区首次进口了一些自行车。不过，当时的自行车没有“脚蹬”，结构比较简单。人们在骑车时，需要用两脚点地，为自行车提供助力。至于自行车是何时出现在北京的，据传说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有外国人向光绪帝进献了一辆自行车。

　　这辆自行车与上海进口的那几辆不太一样，已经出现了脚蹬子的设计。不过，由于没有链条传动，所以脚蹬子只能给前轮提供动力，后轮需要前轮带动。这种自行车的前轮上有一根横木，驾驶的时候非常费力。

　　当时的中国人，并未将自行车当成一种交通工具，而是将其当成新鲜好玩的消遣品。光绪帝对此爱不释手，在外国人的指点下骑了好几圈。不过，光绪没能过瘾，在他玩得兴起时慈禧便不冷不热地说道：“一朝之主当稳定，岂能以‘转轮’为乐，成何体统？”

　　当然，光绪骑自行车的逸闻只是传说，没有出现在史料里。有切实记载的，第一个骑过自行车的皇帝就是清逊帝溥仪。

　　溥仪十六岁那年，他的堂弟买了辆自行车BWIN必赢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。堂弟溥佳赠送了这辆自行车后，还遭到了宫廷老师陈宝琛的数落：“不应该将这种危险之物进呈给皇上，摔坏了皇上，如何了得！”

　　不过，对于这种“危险之物”，溥仪却表现得非常上心。这时的自行车经过外国人的改良，已经工艺完善，所以溥仪在太监的“保驾护航”之下，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掌握了驾驶技术。从这以后，溥仪便经常在宫里骑自行车。

　　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写道：“为了骑自行车方便，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便的宫门门槛，叫人统统锯掉。”

　　在那个年代，能骑好自行车是一项本事。在御前侍卫周金奎的回忆里我们能看到，当时宫里聘请了擅长驾驶的“小李三”担任“自行车教习”，每个月能拿到一百元的工资。可别小瞧了那时候的一百元，其购买力比之一百两银子不遑多让。

　　到了初期，自行车在京城已不再罕见。不过，即便人们已对自行车少见多怪，但也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。当时骑自行车的，大多是大户人家的子弟或“海归”。当时的自行车，估计比现在的悍马都要金贵，是财富的象征。

　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，自行车才普及北京街头。在当时市场上销售的自行车，大多是外国货，比较出名的有“钻石”、“蓝牌”、“凤头”等。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逐渐深入。这一时期北京比较热销的自行车变成了日本货，有“富士”、“铁锚”、“菊花”等。

　　当时的北京“车友”对不同国家、不同品牌的自行车有不同的认识，他们认为英国人的自行车轻便美观，而日本人的自行车则笨重。不过，日本的自行车实用性比较强，相当耐用，经久不坏。

　　男车有大横梁，坤车则是弯梁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设计，是因为当时的女性大多穿着旗袍和裙子，不方便上下车。那时的老北京人骑自行车还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，男人骑自行车时要穿休闲款的西装，不能扎领带；女性骑坤车则要穿短款裙子。

　　中后期，京城还出现了许许多多的“玩车族”。这些人将北京顽主的精神发扬到极致，将自己的爱车拾掇得非常精致，有人在车把上搭配了反光镜，有人在车把上缠绕了彩条，还有人给车子配备了双响的铃铛。这些玩车族，像极了现在喜欢改车的发烧友。

　　在所有“自行车改装”里，最受欢迎的要数“磨电灯”。以前北京的小巷胡同里大多没有安装街灯，所以晚间骑行多有不便。为了应对这种状况，许多骑车人士都喜欢给自行车装备“磨电灯”。到了夜间，只需一掰“磨电灯”的把手，电滚子与车轮之间就会充分摩擦产生电力，车灯就变亮了。

　　旧社会的街道逼仄且城市规划混乱，人行道与马路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早期自行车被引入中国后一度引发许多交通事故。为了加强自行车的管理，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了《违警律》第二十七条：“乘自行车不设铃号者，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拘留，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。”

　　到了十七年，对自行车的管理更加完善。所有投入使用的自行车，必须核发号牌，骑车人需到政府报备登记。此外，对于自行车改装的管制也愈发严格：“自行车要车件应求完备，车上应安置手铃，一车不准两人共乘，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制动器，其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标准，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，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，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一块。”

　　家里有老人的朋友，一定听过“三转一响”。所谓“三转一响”，说的就是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以及收音机。从“三转一响”的排位里我们就能看到，自行车是首屈一指的奢侈品。当时的人们在讨论“飞鸽”、“永久”自行车时，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万元户讨论“捷达”、“桑塔纳”。

　　由于计划经济的限制，所以当时想要购买一辆自行车必须要有自行车票。对于那些即将迈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来说，自行车票真可谓一票难求。然而，作为“三大件”之一，自行车是岳丈大人的硬性规定，所以小青年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淘到车票。

　　到了八十年代，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，自行车行业也随之发生了剧变。不但自行车的数量暴增，品牌也不止局限于“飞鸽”、“永久”、“凤凰”，市面上出现了形形色色品牌的自行车，让老百姓挑花了眼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是北京自行车数量最多的时期，据统计，1995年全市总共有八百多万辆自行车，不仅是全国之首，更是世界之最。

　　北京第一家自行车厂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朝阳门外大街关东店的自行车厂，后来改名为“北京自行车一厂”。从这家自行车厂生产出来的自行车，是“火炬牌”。到了后来，北京市轻工业局将该厂生产的“火炬牌”改名为“燕牌”。遗憾的是，“燕牌”自行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停产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已很难再看到该品牌的自行车了。